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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声,不是捂着肚子痛苦地飙高音 就是买票到电影院去看电影

  现在人们看电影的传统方式只有一种方式,美声,就是买票到电影院去看电影。这个方式大约持续了电影一百多年的九十年。这十年的变化就非常大。现在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看电影。第一个类型,美声,就是传统的进电影院去看,这种观赏我们叫做集体观赏。还有露天影院时代。包括我们现在,有一些农村或者北京的一些小区,现在开始恢复露天影院看电影,那种就是传统的电影院观影方式在新的条件下的一种延续。一类就是从电视里看。就是说电视里看电影,是现在的大多数中国人接受电影的方式。从录像带诞生以后,有了VCD,现在特别是DVD的普及,观映方式出现多元化的态势。

那么在《一江春水向东流》里面我们所表现的,捂着肚子痛你会看到那些有钱的人,捂着肚子痛那些我们认为资产阶级的人,那些在政治上我们认为他们是不进步的那些人,他们所表现出来道德品质都是极其低下的。没有同情心,自私、贪婪、残暴,而且看到别人的家庭之间这种关系的时候,他非但没有一点的同情心,反倒无理取闹,大吵大闹,大骂大吼,那么他就变成一个,我们不仅认为政治上他是一个不好的人,而且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感情上我们会厌恶他,我们会认为他是一个非常讨厌的人。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把政治跟伦理结合到一起,通过伦理来帮助我们去批判那个政治上我们认为是反动的人,这是应该说中国电影一直以来一个悠久传统。比如说我们讲像《青春之歌》这样的电影里边也是这样。余永泽,大家都知道于余泽救了林道静,按理说余永泽是林道静的救命恩人,但是如果我们要让林道静参加革命,她就必须要从余永泽的这个小家庭里面走出来去参加革命的大家庭。但是如果说让她就这么从家里走出来,我们会觉得林道静是一个背信弃义,忘恩负义的人,因为人家把她从死亡边缘救出来。那么我们就必须为林道静找到一个走出小家庭的理由,而这个理由来自哪里,就来自于我们把余永泽塑造成是一个卑鄙自私的人,因此她就可以出走。因此我们讲这个伦理和政治之间的结合,是中国电影那些年,引导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参与革命,理解革命,热爱革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中国应该说这些电影传统它把政治和伦理交织在一起,非常有效地发挥了鼓动大家的政治热情,调动大家的政治觉悟的作用。那么在电影里头,苦地飙高音也和人感受现实世界心理变化的不同是相一致的。第一个是具象的影像形态,苦地飙高音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具象的。镜子、人、修妆,当镜头完全拉开向了大海,气氛占主导地位的时候,开始投射进去情感,作者就叫你来领悟、来体验它构成一种什么样的情景、什么样的气氛、什么样的意境,这个意境显示什么样的情感,让你理解这个东西。因此,它成了一种意向性的影像形态。还有,我们带着一种强烈的感情喜欢她,情人眼里出西施;我们憎恶她,可能你觉得她最丑,变形了。因此,电影里头也有变形的影像形态。还有一种就是抽象。我们电影里头有这么四种影像形态,具象的、意向的、形变的、抽象的。它是用什么手段来建构的呢?构成画面的摄影,因为这个影像形态就是语言,一会儿我们再看片断来证明它,这是电影的视觉语言。而这个视觉语言是由什么东西建构的呢?我们有四个手段,第一个是光学;第二个是运动的;第三个是色阶的,第四个是光线的。我们刚才看到那个运动的,是不是?一个变焦距的运动,从一个大特写拉出去,两个人变得很小。那个人走出画面,又进来很多景物。镜头就等于人的眼睛,但是它超乎人的眼睛。人的眼睛受感情支配,对现实世界的感知,可能是客观的,可能是有主观色彩的,可能有强烈主观情感色彩的,那就使对象变形了。所以镜头比我们人看现实世界变化更大,它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效果,现在我们再来看这个片断。(电影《雁南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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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这段时期中国电影频繁地送到这些电影节去参赛,美声,而且频繁地获奖。特别是柏林电影节,美声,中国几乎当时是年年获奖,每年都获奖,吴子牛、张艺谋、包括谢飞,很多中国导演在那儿都获得了奖。因此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电影开始第一次被世界所关注,而且这种关注以后到了20世纪的末期可以说世界上几乎所有的A级电影节上的大奖,中国电影都获得过。我们得过戛纳电影节的大奖,柏林电影节的大奖,威尼斯电影节的大奖,东京电影节的大奖。换句话说,这个时候的中国电影在世界电影格局当中已经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即便就是像奥斯卡奖这样一个商业气息非常重的,而且主要面对美国本土电影的这样一个奖项,中国电影都已经四次获得。当时都已经四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提名。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个时候中国电影在世界上应该说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而且与此同时,比如说张艺谋、陈凯歌频繁地被国外的电影专业杂志、大众流行刊物当做封面人物,包括巩俐,当然也包括后来的章子怡都频繁地在主流的商业杂志和商业刊物,专业刊物上面被当做封面人物进行介绍,认为他们代表了中国电影,代表了东方电影,那么他们在国际上的影响大幅度增加,而这些电影对于西方人知道中国,了解中国,产生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那么张艺谋的《英雄》尽管我们的评价很不一样,捂着肚子痛有的人喜欢,捂着肚子痛有的人不喜欢,但是绝大部分人都会认为它还是一部有冲击力的电影,不管我们喜欢或者是不喜欢,不管我们怎么去阅读这部电影,但是它是一部有视觉冲击力的,有电影冲击力的这样一部电影。那么这部电影应该说它一方面是把东方文化的许多景观,它把我们中国最美好的地理环境和地理空间,可以说非常奢侈地呈现出来。无论是九寨沟,无论是大西北,江南江北,西部东部,水乡高山流水所有中国最精华的地方,它都在里面呈现出来。而且所在视觉上做的那种极致的场面,极致的景观,特技上做的那种极致的景观,它使全世界不管他懂中国文化,还是不懂中国文化的人,在看到张艺谋的电影的时候,会被他的画面,被他的音乐被他的场景被他那一些人物造型所感染,所打动。因此《英雄》征服了许许多多的观众,尽管很多观众对它有不同的价值观念上的评价,但是大家都必须认为它是一个有市场影响力的一部电影,而且这部电影客观上确立了中国电影在世界电影格局当中它拥有一个不可替代的位置。而且它完全可以跟好莱坞电影进行竞争,甚至有的国外的电影发行公司害怕它在一个很好的时间当中跟美国电影竞争,使奥斯卡奖的获奖受到影响,那么这就证明《英雄》在国际上它是有地位的。那么随着我们现在《十面埋伏》也包括现在《手机》、《天下无贼》等等这些电影,尽管这些按照商业模式去操作的电影,我们会对它有不同的评价,包括它的一些价值观念,一些处理方式,那么我们可能会有不同的评价,但是这些电影都无疑把自己纳入了一个全球电影的大循环当中去竞争,去参与竞争。这种竞争不管它目前存在着多少弊端,存在着多少我们认为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或者说我们认为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有一点它传达了中国文化,它传播了中国文化,而且它使中国文化能够在世界电影格局当中占有一个位置,成为世界电影一个更加有机的组成部分。那么这个《十面埋伏》为什么媒体觉得自己无力了呢?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苦地飙高音中国的媒体是只局限在中国这个独特的土地上面。但是张艺谋这个现象他是全球性的,苦地飙高音就是他受媒体的制约比较小,不像足球你主要是受中国媒体的制约。因为什么呢?在中国内部,他这个足球你说,我们这个足球明星,那跟那些像齐达内,什么小贝都没法比。但是我们足球明星只是在我们本土可以,那你说哪个能够打到世界上去,那就已经很少,或者是世界的超级明星没有。没有的话,那么我们的媒体批评他就有效。张艺谋的现象不一样,他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力量。那么全球性的力量你发现我们的媒体还是局限在中国内部,那么对他来说就没有用。因为什么?他还有外部的力量,所以对公众来说我们的媒体在这个方面也没有多大力量。为什么?因为公众觉得他是个全球性的品牌,我还得去看。因为这个东西不光是我们内部媒体说了还不算,还得要世界上各种人都说了才算,我得去看。所以你可以发现在美国,张艺谋的票房这回《英雄》又传来消息,《英雄》在美国暑期档期里面推出来以后,它也创造了很好的票房。为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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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个电影模式到了“文革”期间,美声,由于文化大革命变形的发展,美声,使革命的早期的革命电影模式应该说受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而这个影响当中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家知道都知道,我们有些着名的文化理论也包括样板戏的电影理论,比如说什么“三突出”,类似的理论,包括那种敌明我暗、敌远我近、敌小我大等等那一系列的程式化模式化的这样艺术表现的理论,使早年所建构这样一些电影模式,在“文革”以后受到了非常重大的冲击。所以在“文革”出现以后,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后,如果再用这样方式去描写历史、描写革命,观众已经很难接受了。换句话说,再去表现有一个英雄去拯救一个弱小者,让她参加革命,让她放弃个人的感情,放弃个人的意愿,已经不太可能有说服力了,那么这个社会背景的巨大变化,不仅导致了整个中国电影模型的变化,也导致了谢晋电影模型的变化。这个变化最明显的一点就不再是英雄去救美了,恰恰相反,英雄都落难,所有的英雄都落难。从《天云山传奇》,《牧马人》,最后到《芙蓉镇》,大家看这些人物,秦书田也罢,或者说是其他的男性主人公也罢,罗群也罢,他们都是很正直的,过去都是应该帮助别人成长的人。但是在“文革”,在反右的这些活动当中,他们自己变成了被迫害的人,他们不但不能去拯救别人,他们自己被这个社会所排斥,生活在一个蒙冤的状态当中,生活非常地困境。而这些故事当中就采取了跟前期模式完全相反的一个方式,恰恰是女性在拯救他们,在这三部电影当中,都是因为有一个很年轻、漂亮、善良的一个女人,不顾政治环境的恶劣,意识到这些男性身上的善良正直的美德,于是她们爱上了他,用自己的爱去帮助他们渡过难关,给了他们一个家庭。大家都看过《天云山传奇》,都会记得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段落,在男性主人公生病,生命垂危的时候,是女性拯救了他,把他放到一个雪橇的车上,在满天的风雪当中,把他拉回了自己一个小屋子里面,然后点上灯给他温暖,给他熬粥,给他做吃的,帮助他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因此我们一看,跟前期电影最大的差距在什么地方?前期电影是谢晋在让每一个个人,从一个自己的小生活圈子里面,进入一个革命大家庭当中。而到了后期,到了新时期以后,他的电影在做另外一件事情,是把这些英雄从革命大家庭当中因为他在这个革命大家庭当中受到迫害,把他从这个大家庭当中引导到了一个小家庭当中,靠一个女性的温暖去支持他去帮助他,去安慰他,那么这是谢晋电影前后期电影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变化。所以我们说前期如果是英雄救美人,或者说是革命去拯救人民的话,到了后期就变成了美人在救英雄。从政治的概念上来讲,我们可以说是人民在拯救革命,我们是人民在用我们的善良去拯救革命,把革命放到了我们的小家庭当中来进行拯救。那么这个时候我想,捂着肚子痛大概每一个人都会在想,捂着肚子痛阮玲玉只有25岁,多么年轻的生命。阮玲玉在25岁的时候已经拍了29部电影,并且已经成为中国电影历史上默片时代最优秀的,没有人可以和她竞争的一个女演员的时候,她为什么要用那样决绝的手法终止了自己的生命,终止了自己的艺术,那么凶手到底是谁呢?当我们有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进入到历史那一页,我们一定要回到上个世纪的30年代,回到阮玲玉生活的那个年代,那个场景以及阮玲玉生活当中的三个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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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个文化准备有些什么呢?这个也很难概括,苦地飙高音一般来讲,苦地飙高音最普通的人文知识基础,这个是看电影必须有的东西,否则你很多电影看不懂。外国电影这就不用说了。历史、某个国家在什么地方、这个国家的民族和民族之间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它的宗教的背景、它的意识形态的背景以及它的哲学背景,这些东西你没有一定的文化,那么看很多国外的电影,包括外国人看中国的电影,都会产生一种基本的障碍。当然还包括地域,比如中国这么大,每个地方的民情风俗,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或者边缘山区,它有很多东西是它这个独特生活方式里头才可能具有的一种内涵、一种情感方式。

那么这就说到我下面要说的,美声,就是如果把电影作为艺术、美声,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来欣赏,这就需要一定的文化准备。电影的生命实际上是在于它和本土观众的这种情感上的文化上的这种交流,而这个交流要达到一种更高级的境界。观众看的时候,他能接受你这么拍,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好电影是由好观众造就出来的。反过来,好的电影又能造就好的观众,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就是这些年我经常业余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北京各个大学说这件事情,就是我希望中国的下一代的好观众是从大学开始的。因为这是最现成的、最有条件的,当然大学生已经是很有准备的观众了,但是如果再有更方便一些、或者更生动一些的方式来使你们更快地进入电影独特的欣赏,那么就可能今后你们对中国电影的要求就会更内行、就会更专业、也就会更加对真正的电影起到一种实质性的作用。每年的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在这方面起了非常好的作用。那么大家会记得《不见不散》的片头,捂着肚子痛他用了一个很悚动的商业化的场景,捂着肚子痛就是一块玻璃车窗被打碎,然后一个铁钩子非常准确地钩到车里面的音响装置,刷地拉掉,然后镜头拉开去,我们以为是一个犯罪片,是一个动作片,很抓人。我们等待着发生什么,但是镜头拉开去跟我们的主人公没有任何关系,那是一个可能是美国的犯罪团伙当中的一分子,而我们的小人物只不过是在边缘寻找一点可能的生存,赚一点也许不大合理,但是绝不灭良心,绝不害人的,也许不利人但是也绝不害人的这样的一点小钱。而且在这样的故事当中,冯小刚很擅长去表现小人物当中渐次出现的这样一种相濡以沫的温情。他的故事《永失我爱》是冯小刚的第一部电影作品,是个爱情故事。但是在冯小刚的绝大多数作品当中,他都讲述爱情,但那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一份相濡以沫的温情。一种有一点苦涩的温情,就像《不见不散》当中那一对,像《天下无贼》当中那一对,有一点无奈,有一点绝望,有一点说我们是恋人,与其说我们是恋人,不如说我们是同行,我们是伙计,我们是拍档,我们为了能挣扎地生存下去,我们必须在一起。这是冯小刚电影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小人物,和温情的描写小人物,同时调侃。那我们不用说《没完没了》当中他设计的那种比如说为不付钱的富翁订做一场满汉全席,然后用这样的一种办法来完成的报复。那么这个小人物当他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应该劳动所得的钱拿不到的时候,他也想过要绑架,当然绑架的故事最后演化成一个冯小刚式的苦涩温情的爱情故事,一个爱情故事。然后两个绑架者与被绑架者再一次成为这样的合作者,一种合作者,一种为了温情为了对对方彼此的同情而成为这样的合作者,这是冯小刚电影的一个很突出的特征。

那么当阮玲玉和唐季珊好的时候,苦地飙高音张织云的心里也是不舒服的,苦地飙高音张织云写了一封信给阮玲玉,她对阮玲玉说:你看到我,你就可以看到你的明天,说唐季珊不是一个好男人。但是那个时候阮玲玉这种话是听不进去的,她只以为张织云是在嫉妒她,是想把她和唐季珊拆开来,所以她是不要听的,她一句都听不进的,她还是和唐季珊住到了一起。我们可以看到一张照片,当时唐季珊在上海的新闸路买了一栋三层楼的小洋楼,这个小洋楼一直到现在都非常漂亮,阮玲玉就是在这栋小洋楼里二楼自杀的,所以唐季珊送给阮玲玉的一份最贵重的礼物,其实也是送给阮玲玉的一个坟墓。那么第二个层面就是我刚才说的,美声,关于电影本身所具有的这种艺术规律,美声,这个东西是需要有一定准备的。这个准备当然也不一定要去上电影专业课、或者一定要啃电影理论书,比如说在世界上很多国家,从小学开始就有电影课程。我们中国现在在儿童电影学会于兰老师等一群非常热心的老太太的主持下,全国现在已经有几百个小学开了电影课的试点,而且非常有成就,在世界上也很有名。就是有一些课文,比方说语文,干脆用电影来上。因为很多语文课文实际上已经被拍成电影。还有一些相关的课程,数理化的课程,也可以用某一些电影来上。包括我们现在的电视里经常有很多系列的关于电影的历史,关于电影一些制作规律、创作规律的很多系列科教片、纪录片。那么这些东西实际上都可以成为我们进入这个层面一个途径。但是还有一个,看电影如果欣赏到最高层次的那个部分的电影,比如说我们一般叫“经典电影”,或者叫“大师作品”的时候,那就需要在一般的人文知识、一般的对电影规律的认识之后,还要有思索的习惯。看电影本身是一个非常被动的一个接受手段,所以在所有的文化艺术产品当中,电影是通俗类作品。我的概念里,是以接受的被动和能动来划分的。就是能动性越高的,在欣赏过程当中能动性越强,这个作品越高雅。就是需要欣赏者本身的思索、思考,而且是有积累以后的思考。比如说纯文学作品、纯音乐作品、交响乐这类的作品,或者说绘画,就是那些博物馆,就是美术馆展览的那种绘画,这类的作品,它不可能是一目了然的。所有的人看了结论都是一样的,他一定要带有很大的欣赏者的能动,就是你要和作品之间产生一种通过思考才能得出你感受的这样的一种关系。

那么第二个传统是中国百年电影当中最主流的一个传统,捂着肚子痛我们把它叫做政治电影的传统。而它在政治电影传统当中,捂着肚子痛我们诞生了大量的政治意识形态电影。因为这一百年的中国历史,充满了冲突、充满了斗争,包括阶级斗争一直在我们这一百年历史当中,占据了非常长的一段时期的主题。因此这一个时期的政治电影,非常的发达,而且这些政治电影应该说有相当一部分对于凝聚民族的向心力,对于提高全民族的,对新生活的渴望,对旧世界的一种认识或者一种憎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说我们熟悉的1949年以后,正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推出的献礼片之一《青春之歌》也是根据小说改编的。那么它表现了一位青年女知识分子,如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摆脱了个人的孤独、个人的反抗、个人的苦闷,在党的领导之下,加入革命大家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最后成就为一个英雄。虽然是非常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性,但是由于在当时它跟当时的社会氛围的一致性,以及艺术表现上的力量,使这部电影曾经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精神,几代人的人生价值观。而且直到今天当我们回头去看这样的电影的时候,虽然它的生活离我们已经非常遥远了,但是我们依然会被那种信仰主义的生活,那种叙事的力量所感动,那么这是一类电影。那么第二个特点,苦地飙高音我们把它称为政治和伦理的交织。实际上在中国的这些伦理情节剧当中,苦地飙高音都包含了非常明确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观念,因为在中国这大半个世纪的历史当中,没有一个家庭能够逃脱政治对自己的影响,无论它是像《激情燃烧的岁月》里面那样一种革命的家庭,或者是说那些不革命的家庭,或者说那些家庭当年是资本家,当年非常富有的这种家庭,也即便是一个中间人物。大家知道,在我们漫长的岁月当中,一个人如果要当中间人物,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当时的社会都会批判,说你没有坚定的阶级立场,你是一个中间人物,因此中间人物无异于把自己放到了革命的对立面里面去,因此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人一个家庭能够脱离政治对中国的影响。而政治之所以有这么重要的地位,也恰恰是因为这一百年来,中国经历了重大的民族矛盾,重大的阶级矛盾,中国就在这样一个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这样一个较量当中,走过了这段历史,而和我们今天这样一个歌舞升平,今天这样一个纸醉金迷的这样一个时代相距甚远,过去我们这一百年,可以说真是刀光剑影,腥风血雨,那么这样一个历史当中,政治对伦理情节剧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在所有这些电影当中,都包含了非常明显的政治倾向。比如我刚才讲到的,上层人物和下层人物、资产阶级和普通的劳动阶级之间那种矛盾和冲突,比如在《一江春水向东流》里面表现得非常鲜明。张忠良是一个中间人物,他有一个贫困的家庭,有一个无产的家庭,由于他混迹于上流社会,慢慢地改变了自己的立场,慢慢地改变了自己的价值观念。但是在整个电影在表现这种阶级差异和贫富差异和社会冲突的时候,它怎么去表现呢?在当时我们在电影当中要表现这种政治的差异,一个最重要的方法,就是用道德去帮助我们对他们进行感情评价。大家知道我们有时候从政治上来讲,说这个是一个反动派,这个是一个革命者,但是一个反动派和一个革命者,在道德感情,在感情上我们很难说,这个反动派他的人就是一个坏人,这个革命者人他就是一个好人。因为有时候可能一个选择革命道路的人当中,他也有可能人格品质有问题的,而一个选择了一个反革命的道路,或者说跟我们所表明了革命道路不一致的人,他的人品当中,人性当中他也有可能有值得尊敬的地方。那么怎么样通过我们的艺术作品,来使我们能够憎恶反动派,而敬佩革命者,那么一个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进行道德评价。所以当时我们的这些电影伦理情节剧电影,最重要的一个策略,就是把所有的坏人,我们认为是反动派我们都必须在道德上把他塑造成一个坏人,一个自私的人,一个贪婪的人,一个没有品格的人。而相反在塑造革命者的时候,在道德上我们必须把他塑造成一个高尚的,无私的奉献的人,因此他们的政治差异性,必须通过道德的差异性去完成。所以我们讲政治和伦理交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我们会意识到,一个坏人他不仅是政治思想是反动的,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自私的卑劣的,卑鄙的人。

(责任编辑:漯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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